文化论文：两种学术独立观[1]

【找论文网 - 文学论文】
“学术”是知识精华的总称，只要人脱离野蛮、蒙昧的时代，学术便传承着文明的薪火、传播着文化与智慧，因此，学术本身就具有凛凛的尊严。

　　学术独立，意味着学术的自由进行。一般而言，学术独立指学术疏远政治权力，不受政治权力的限制、桎梏，从事学术活动不受禁区局限，可以自由宣讲个人对研究领域的独立见解。然而，这些都还只是学术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另一种学术独立观认为，学术独立意味着“为学术而学术“，把学术本身视为目标。
　　王国维是近现代宣讲学术独立的第一人。在王国维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著作，都已经被列入经典之中，被视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代表和思想精华。但对康有为的学术、谭嗣同的《仁学》，王国维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独立观出发，批评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在1905年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王国维揪出康有为、谭嗣同，抓住他们的著作《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与《仁学》作为靶子进行批判。王国维批评康有为“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言词之中，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颇为不屑。他又批评谭嗣同的《仁学》，“人之读此书，其兴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学，而在其政治上之意见。”王国维是当时少数真正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而《仁学》中构建的形而上学确实不乏幼稚粗糙之处，而且，即使到了今天，《仁学》中最让人感兴趣的，确实是政治上的观点，尤其是谭嗣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的抨击，更起了很大的现实作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便说，明亡以后，学者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多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生活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这可以说是梁氏及其同时代的康有为、谭嗣同们的内心写照。而在王国维看来，他并不评论谭嗣同说的对不对，他所反感的，是学术成为论政的一种手段。他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道：“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
　　任何思想的发生，都与其时代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王国维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观也一样。这种学术独立观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环境允许一个文人边缘的游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你可以放纵、放大你对生命的困惑感，对存在的荒诞感，对美与智慧的愉悦感，从而去纯学术的探索生命本原以解答自己的困惑，探索存在的本质去缓解自己的荒诞感，探索美与智慧的规律去享受自己的美与智慧。总之，你必须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心灵的那片自由的天空，而且能够确保这片天空是独立的，不会遭到侵犯的。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观以人格独立为前提，只有人格独立了，才能去为学术而学术。而人格独立则需要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环境，那就是政治权力只限制人的行为，不会限制人的思想。而清末明初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因此，我们提到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观，便不得不羡慕他的好运气。
　　王国维的挚友陈寅恪与他有着相似甚至相同的学术独立观。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沉之后写的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先生还把王国维的自沉归到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上，留下为王国维这个被一再引用的评价：“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然而，陈寅恪并没有王国维那么幸运。他住进了广州中山大学那座红砖楼之中，恪守着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但是政治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靠着他坚不可摧的学术地位，陈寅恪一开始保住了他的尊严。1953年11月，陈寅恪的学生汪从北京带来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邀请他北上担任新设立的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了在当时可谓骇人听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两个条件，充分表现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充沛浩然的“士”的气节，也表现了陈寅恪所心仪的魏晋文人的丰姿傲骨。两个条件，事实上都是“学术独立”的表达，就是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独立的研究精神，把学术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维护学术的自由与尊严而不是把学术作为政治势力的传声筒和留声机。后来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又强调：“独立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