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联系和继承(宗教）

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联系和继承(宗教）
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联系和继承(宗教）

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联系和继承(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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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自东西方教会分裂（1054）之前一个世纪开始,到轰轰烈烈的改教运动之时,教会的改革呼声从未间断.而且越来越频繁.不仅是神职人员,也有来自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地方君主的声音.在天主教的内部,先后有克罗尼修会（Cluniac,10世纪）[2]、熙笃修会（Cistercian,11-12世纪）[3]、圣方济会（Franciscan,13世纪）[4]、道明会（Dominic,13－14世纪）[5]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前两个修会的改革大多集中生活方面,比如舍己、贫穷、苦修等,后两个修会更多的是学术方面的改革贡献.但由于时机尚未成熟,也因为改革的内容“标”（道德礼仪）多于“本”（教义、体制）,终究功亏一篑.在天主教体制之外,也有像清洁派 (Cathari)和瓦乐度派（Waldensian）进行了改革.这两派的教导混合了一些异端的思想,但他们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强调回到新约的教导.[6]不过,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尝试都发生在法国境内.除此之外,反对教廷的神秘主义广泛分布在欧洲各地.脍炙人口的名著Imitation Christ（Kempis编,《效法基督》）即是此间思想之菁华.而人文主义所兴起的热潮,对当时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冲击力.“回到根源”（Ad fonts）的口号,不仅逆转了当时的文艺思想,也激发了基督徒回归信仰根源――圣经（和教父）――的热情.印刷术的出现,无疑成为了改教运动最重要的催化剂.教父奥古斯丁著作在巴塞尔的出版,为改教思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随着伊拉斯姆（Erasmus）编辑出版希腊文圣经（并排新译拉丁文）,人们开始对教廷指定的唯一版本――武加大译本（Vulgate）产生了质疑.[7]最致命的是,新约思想的重新发现,对教皇的权威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说教廷对一班知识分子和广大的“无产阶级”兄弟的呼声,仍然可以充耳不闻的话,那么来自地方君主寻求独立的意图,就绝不能无动于衷.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崛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了教廷的权威.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路德如“星星之火”的改教主张,燃起了全欧洲 “燎原”般的熊熊烈焰.君主、诸侯、贵族、中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等三教九流都纷纷加入了这个运动.尽管大家心照不宣,为的是各取所需,但针对教廷的目标很一致.政治上比较自由的瑞士,自然成为了改教的摇篮（早期改革宗和重洗派人士大多集居于此地）.历史证明,这里也成为了改革最彻底的地区之一.这才有了“16世纪的改教运动由德国的一位天才开始,而由另一位天才（加尔文）完成”的说法.
　　加尔文何时从一个具有深厚人文色彩的天主教徒转为抗议派（Protestant,新教）的一员,至今仍然是个迷.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如何成为日内瓦改教家的故事.据说,加尔文由于生性胆小,当法王下令通缉法国的新教徒时,他马上逃离了这个国家,希望从此隐居斯特拉斯堡专心于学术.但当他路过日内瓦时,却因为法惹尔近乎恐吓的警告而成为了该地的新教教会牧者.我们可以肯定,加尔文不是因为胆小成为领袖.事实上,这则故事的背后,涉及了加尔文对那时教会的看法,以及他深沉的使命感.在《基督教要义》的前言里,他冒死向当时的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呼吁支持教会改革,并委婉地劝诫道,如果他无视纯正信仰被践踏和忠心的圣徒遭迫害,他就违背了上帝赋予他们权柄的旨意,成为亵渎上帝的昏君.[8]我们需要思考,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本性懦弱的人,发出如此坚毅的声音?在向“出席斯拜尔帝国议会的皇帝查理第五和显赫王侯贵人”呈献的《论教会改革之必要》一文（下文简称“改革”）,加尔文详细的解释了教会需要改革的地方,并指出改革为何是刻不容缓.据此,我们了解加尔文之所以“不以性命为念”去做教会改革的工夫,不是他的个性原因而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基督徒之义不容辞的天职.就如他自己所言：“一条狗若看见主人所受的害,像神在圣礼中所受的侮辱一样,它会立刻吠叫,不顾危险,决不忍坐视主人受辱.难道我们对于神所当表示的忠心,还不如一条狗对主人所表示的忠心吗?”[9]因此,他义无反顾的加入改革的阵营.不过,他不仅继承了路德和之前的改革运动,也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适当的反思.他既截然有别于激进的重洗派,也对路德的改革做了若干修正.
　　根据《改革》一文,加尔文指出了教会必须立刻改革的三个要点.首先是崇拜.因为真正的崇拜首先在于承认上帝作为独一的圣者,是一切美善的源泉.此外,还要心怀谦卑的献上庄严的敬拜.而如今（16世纪）的崇拜完全背离圣经及大公教会的模式,礼拜仪式和祈祷都严重地被扭曲.因为他们竟然向圣徒祈求和感恩.而圣像崇拜更加有辱上帝的荣耀.加尔文根据马太福音五章19节指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并指责他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2：13）.[10]他指责在崇拜上的腐败,是那些自称基督徒者的最大邪恶.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危险的了.因此,一个敬虔地学习上帝的道的基督徒,绝不应该沉默不思改革.其次,加尔文指出,救赎教义的恢复也是同样紧急.他认为关于得救,主要有三个阶段：在罪中的自卑、唯独仰赖基督、在基督里的确信.[11]依据这些原则,加尔文指出救赎教义如何“可悲的被曲解了”.因为经院哲学家把原罪看为过分的身体欲望,以至鼓吹类如禁止嫁娶等的二元化（dualization）的修道生活.因此,他们不是仰望基督的怜悯,而是企图以善功取悦上帝.在加尔文看来,依靠自己获取上帝的义,完全是神经质的做法.[12]它明显地违背了保罗的教训,以及古教会的权威教导.还有,他们另外一个“害人的错误”认为,“信徒应当对自己的得救犹疑不定”.这“消灭了信心的能力”,也“摧毁了基督赎罪的功效”.以至产生诸如迷信圣物等等荒谬至极的观念.[13]最后,是教会的治理与圣事.在这一点里,加尔文指出“七个圣礼”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弥撒”和主所设立的圣餐也毫无关联,不过是骗人的迷信罢了.而圣职制度的败坏,更是令他痛心疾首.圣职人员不但推卸教导的责任,而且行为极为丑恶.更加黑暗的是,他们的圣职根本不是根据圣经和古教会传统之合法性选立的,而是买卖.但他们却利用权威牢笼信徒的良心.[14]
　　上述“要点”的讨论,他相应的改教思想已呼之欲出：上帝的荣耀、基督的救赎、教会的标记.就如我们在《基督教要义》中所看见的,他的神学思考主要集中在上帝论（卷一）、基督（与救赎）论（卷二、三）、教会论（卷四）.其中,他反复强调救赎的教义,但又始终突出上帝的荣耀.对上帝荣耀的看重,这是他的神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正如J. M. McNeill引用巴文克（Bavinck）所说的：“他看他的整个生命都受了上帝荣耀的光照”.[15]
　　
　　就基督教的改革而言,所有的改革努力永远都是要回归本源：圣经和大公信条.因为只有这样,在基督教的世界里才有其正当性.早期的诺斯底主义、孟他努主义是如此,本世纪初的神秘派与五旬节运动,也是如此.但重要的是,改革者是否真正把握了教会的正统教导.那么,当我们要考察16世纪的改教思想时（本文主要针对加尔文）,就必然诉诸教会历史的传承问题.[16]
　　加尔文的思想没有任何新鲜的教导,唯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他不可思议的综合了前人的思想.通常被贴上加尔文思想标签的“预定论”,也不过是源远流长的传统而已.[17]虽然思想成熟时的加尔文与路德的思想有不少的差别,[18]但路德对他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在他的一生中,都对路德保持了极度的尊敬.[19]许多的思想也是建立在他的基础上.就神学的角度而论,“安静的改教家”墨兰顿（Melanchthon）对他的影响更大.墨氏在《教义要点》（Loci Communes,1521）中所展现出来的神学结构和方法论,对《基督教要义》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众所周知,教父对加尔文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更是他最重要的精神导师之一.以至于他的思想被冠为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但在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Muller看来,加尔文思想的最终形成更多的是源自他称之为“改革宗传统”的群体.这传统主要是由奥古斯丁――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苏格徒）――奥古斯丁修会（路德原是该会修士）――改教家们,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成型.我们不会忘记,加尔文作为一个法国人,对本国过去改革的思想的继承与反思（他称瓦乐度为“先驱”）.但他同时从第一代改革宗改教家慈运理（Zwingli）、布塞尔（Bucer）、Capito,Oecolampad,法惹尔（Farel）那儿受益,也包括和他同辈的第二代改革宗改教家布灵格（Bullinger）、Musculus,Vermigli,Hyperius那里受益.因此,Muller称这个传统是改革宗传统而不是加尔文传统.[20] 除了源远流长的神学传统外,加尔文也受中世纪晚期的方法论（追求简捷清晰）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影响.他（作为改教家前）注释塞涅卡（Seneca）作品和后来解释圣经的方法之间的关联性,就更加清楚这一点.
　　我们虽然认为加尔文思想的继承特征,却不认为他只是个毫无创意的复古主义者.相比路德,早期改革宗思想家对旧约（律法）都更加看重.慈运理就修正了路德“正典中的正典”（canon within the canon）的思想,以圣约神学和寓意法对新旧约加以协调.但加尔文更进一步调整了慈运理解释旧约的寓意方法.在基督教释经史上,加尔文甚至被尊为“第一个科学的解经家”（兰姆）.他的解经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当然,在崇拜学、教会治理、圣餐观等等,加尔文都加以不同程度的重建.即使是对奥古斯丁,他也并不是照单全收.最明显的是,奥氏的“新柏拉图”色彩,在加尔文这里几乎销声匿迹.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虽然庄严虔诚,但没有神秘主义的气氛.对婚姻的看法,也不像奥氏那般消极.作为继承者,加尔文从来都不是机械地复制前人的思想.这不得不令人想到,当下自命“正宗”的加尔文主义者们,表现出的却是毫无创意的鹦鹉学舌伎俩.
　　加尔文作为生活在动荡岁月的牧者,他神学思考和经院派学者企图建构“大全”的意图截然不同.他思考的出发点总是具有非常实用的目标：牧养信徒.换言之,他更多的是一位牧师（尽管没有圣职）,而不是一位醉心于形而上学的思想家.一是针对必须改革的教义,二是对教会和社会造成威胁的神秘主义与激进改教派的回应,[21]三是“以人为本”文化潮流（他对待艺术的态度远不如路德热情）.他为数众多的解经著作,既不是出自注释的“雄心”,也不是科研经费的“项目”或是职称要求所产生的“作业”.只是作为一个牧师兢兢业业的讲道成果!一方面,他没有闲暇讨论不实用的“玄学”,另一方面,他也并没有打算使自己的思想无所不包.对于那些前人已经几近完美的著作,他又何必画蛇添足呢?!如我们所见,在基督教信仰中被看为最核心的教义“三一论”,在《基督教要义》里不过区区二十多页![22]“十诫”的解释则多出一倍的篇幅.[23]对于另一个核心教义“基督的二性”,马丁·开姆尼茨（Chemnitz）似乎比加尔文更有代表性.[24]这不是说,加尔文不重视这些最要紧的教义,而是他非常注重继承.既然有了几乎不可逾越的《论道成肉身》（Incarnation,Athanasius）、《论三位一体》（On Trinity,Augustine）、《上帝何以化身为人》（Why God became man,Anselm),把自己的思想根植伟大的传统中,是既谦卑又务实的理智选择.就如伟大的奥古斯丁,也没有专门关于“基督论”的著作.另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末世论”（eschatology）,加尔文诚实而谨慎地选择了沉默.但这却成了今天加尔文主义者经常争论的焦点.[25] 这不是加尔文的过错,他如大卫一样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按着神的旨意牧养群羊（徒13：36）.就如他临终前所说：“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建立了教会”（J. M. McNeill）.他是“良牧必是学者”的最好榜样.
　　加尔文的思想继承了群体传统,但绝不是取代了传统.就如,他虽然深受路德影响,但我们不能说加尔文已经包含了路德的所有重要思想.因为加尔文不会做无谓的重复,就像他虽然继承奥古斯丁的“三一论”,但却没有加以重述或发挥一样.换言之,加尔文为我们指出思考方向的意义,多过于作为一个模式.他的解经作品诚然值得尊敬,但如果认为他每一节的解释都是标准答案,我们难以想象有比这更荒唐的想法.但这无损加尔文是伟大改教家的事实.他的教会革新思路,对我们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他不是回归圣经运动的终结者,而是（之前的）继承者与（之后的）开启者.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继续“归正”（reform）.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