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李大钊和陈独秀由向西方学习转变为向苏俄学习的因素有哪些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5/08 06:56:39
促使李大钊和陈独秀由向西方学习转变为向苏俄学习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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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陈独秀剖析之国民劣根性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以进化论和西方启蒙思想为武器,对比了中西民族素质,剖析了中国的国民精神素质,指出国民劣根性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西国民性差异: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指出,中国和西方的国民性在三个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因此,西方人“恶侮辱,宁斗死”,中国人“恶斗死,宁侮辱”.第二,西方人重视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幸福,“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中国人处于宗法社会中,个人无权利,一切听命家长,忠于皇帝,造成了四种恶果: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息个人思想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削弱个人的创造力.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西方以法治国,重视实际效益,对于权利义务的规定,决不因“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因此,“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而中国重视家族之间的感情联系,掩盖了实际利益的矛盾,“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
中国人的公德私德沦丧: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和《亡国篇》等文中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是如此.
从公德来看,中国人极为缺乏参与意识.陈独秀说:“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因此,人们对于国家事务,对于政治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毫无所知,“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份内之事”,对于国家兴亡存废,“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因而中国人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对身家以外的事情普遍持旁观立场.“中国的官,无非是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够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盛,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是他们作梦也想不到的”,而“士、农、工、商各项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话所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说起国家的事,他总说国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这种态度推而广之,中国人甚至对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也消极起来,“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创造出了“靠天吃饭”,“万事自有天作主”,“万般由命不由人”,“拗得过人,拗不所过天”等俗语.
以私德而论,中国人在世人眼里也成了贪婪虚伪堕落肮脏的代名词: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说:“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黄金崇拜’,曰‘游民乞丐国’,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
道德沦丧的恶果:无论对暴政压迫还是自然灾害,中国人的抵抗力都异常薄弱,他们不是主动地抗争,而是忍辱偷生、听天由命、难得糊涂;对于事物的评价,没有善恶是非标准,而是惟官惟上之令是从;甚至在外敌入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往往“抛置抵抗力,厚颜苟安”,不但自己不抵抗,甚至视抵抗为召乱之谋,群起非之,致使“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陈独秀在《抵抗力》一文中指出,这样做“不啻自置奴券,置身弱昧之林”.
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原因:陈独秀认为,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及其愚民政策所造成的奴隶根性是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原因.他在《敬告青年》中说:“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他们的“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
这是陈独秀的评语,顶一下!